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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蔡雨辰,|,陳佩芸2018年05月14日

    四月底,八旗文化與多家出版社聯合為71歲的譯者林添貴舉辦了一場分享會,場上,老媒體人、出版人、政治人物雲集。預計進行一個半小時的分享會,來賓致詞便花去一小時。其中,長年鼓勵林添貴筆耕不輟的《聯合報》前社長張作錦,將他的翻譯成績形容為「林添貴障礙」,後人難以超越。 翻開林添貴的翻譯

內容簡介

  「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許多人都聽過這句話,在近四十年前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的時候,全世界──包括中國在內──都不相信中國有一天能與美國平起平坐。

  如今,中國崛起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但繼之而來更大的問題則是: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上升,中國在全球的利益日益增長,中國內部的矛盾加劇,領導人掌握的權力相對薄弱。中國能否化解內部不斷蓄積的問題?中國能否規範自身的對外行為,負起大國應負的責任?

  這個問題的後果,臺灣首當其衝;而亞洲是否趨於動盪,中美關係能否走向和緩,關鍵也繫於此。

  要釐清、甚至解決這個問題,就得瞭解中國過去有什麼樣的領導人?他們種了什麼樹?留下什麼問題?目前掌權的中國領導人面對什麼樣的局面?他們要如何與愈來愈複雜、愈來愈多元化的社會互動?

  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藍普頓教授是全球公認的中國問題研究權威,在過去的近40年來,他對中華地區的領導人進行了558次訪談,對象從周恩來到習近平,層級從最高領導人到地方官員、企業主,每次訪談都經過詳細整理、分類、分析,成為藍普頓長期觀察中國變化的第一手資料,也是《從鄧小平到習近平》宏觀歸納、精闢分析的立論依據。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大衛‧藍普頓David M. Lampton


  霍普金斯大學(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等國際研究學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教授、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曾任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執行長。藍普頓教授也是美國亞洲研究局和威爾遜國際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頒發的施伯樂獎(Scalapino Prize)的首位獲獎者。

  著作包括《中國力量的三面──軍力、財力和智力》(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Might, Money, and Minds)、《同床異夢》(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改革時期中國外交安全政策的制定》(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譯者簡介

林添貴


  國立台灣大學畢業,歷任企業高階主管及新聞媒體資深編輯人。譯作近百本,包括《蔣經國傳》、《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宋美齡新傳》、《毛澤東:真實的故事》、《裕仁天皇》、《被遺忘的盟友》、《季辛吉大外交》(合譯)、《大棋盤》、《李潔明回憶錄》、《雅爾達》、《躁動的帝國》、《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以及卜睿哲的三本著作:《台灣的未來》、《一山二虎:中日關係的現狀與亞太局勢的未來》、《未知的海峽:兩岸關係的未來》等。

目錄

導 言

第一章     革命的演進

第一部  廣角鏡下的中國
第二章    治理與領導
第三章    決策
第四章    世界

第二部 特寫中國
第五章    夢魘
第六章    軍人與文人
第七章    中國式談判

結論:走在車前燈之前
附錄:在中國進行訪談
註釋
 

導言

  毛主席偉大,在於他帶給中國統一和獨立。鄧小平同志偉大,在於他把中國帶向改革開放;江澤民同志則讓人民過正常生活。從前,我小時候,長輩告誡我,不要犯政治錯誤;現在我可以告訴我家小孩,在學校好好念書,將來可能成為百萬富翁。現在的環境自由、輕鬆多了。現在的人喜歡去看電影《鐵達尼號》,有個婦人看了九次,每次都流淚。享受日常生活,這是新主意。從前,我們必須講為群眾貢獻。但是我們來到世界是要享受短暫的生命。對中國人來講,能過正常生活很重要。文革時我是紅衛兵,我女兒聽了很驚訝,說我過去是土匪。在我家裡,成長期間,每一餐飯開飯前,當著牆上掛著的毛主席照片,我們要背毛語錄。現在回想起來,幹那種蠢事,實在好笑。──某特殊活動的秘書長,二零零三年七月,北京

  這本書以對中國領導人五百五十八次訪談筆記、田野調查,以及無數的文件做為基礎,把鄧小平一九七七年復出掌權以來中國不同尋常的進程人性化,檢視中國的國內政治、對外關係、天災人禍、文武關係和中國式談判。本書揭露中國領導人感受到的人之挫折、讓他們夜不成眠的夢魘,以及他們面臨挑戰規模之龐大。挑戰的範圍包括從符合日益升高的政治期望和維持經濟繼續增長,到提供人民可以呼吸的空氣和喝瓶裝水,並確保世界了解北京國勢日盛並不是威脅。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處於與一九七七年迥然不同的政治空間。今天,領導人較為弱勢、社會和官僚的分化擴大、社會和利益團體的力量愈來愈大,使得相形落後的政治制度能與改變中的世界愈來愈和諧,乃是最核心的挑戰。

  中國自一九七七年以來無可倫比的成長和社會變遷,構成一個重大問題。「中國政府將可以在未來控制其本身對內及對外的行為嗎?」如果不行,對中國、對世界的前程都會遇上重大困難。是否能夠繼續維持控制這個問題,部分答案繫於中國過去有什麼樣的領導人?將來會出現什麼樣的領導人?中國領導人傳達給其人民和世界是什麼樣的願景、而它們會是如何改變?這些領導人將如何與他們要治理的愈來愈複雜、愈來愈多元化的社會互動呢?中國的多元主義會愈來愈固定在愈來愈普世化的體制、法律、規章和倫理模範之中嗎?

  在世界事務中,領導人可以起極大的作用。他們的行為植基在個人與團體經驗、國內經濟/社會/政治勢力、體制結構、國際體系、外來壓力及機運的錯綜複雜、變動不居的組合。由於在解釋國家行為時領導人的因素很重要,我們必須深入探究個別領導人的特定動機、能力和理解去預測其未來行為。一般的理論並不足夠。中國領導人面臨的內部治理工作其龐大和複雜度是如此盤根錯節,他們將會忙上一段很長的時間。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及未來的領導人,對於是否承擔許多外國人認為天經地義的國際責任,其實是、也仍將會舉棋不定。這些領導人身陷於兩難,一邊是國際地位日益上升、要保護中國在全球日益增長的利益,另一邊是明知他們的國家仍然貧窮、他們掌握的權力仍然薄弱。當中國的公民、企業及其他組織將觸角延伸到全球各角落去之時,北京將發現它愈來愈難控制他們的巨大活動。

  自從一九七零年代初以來,中國各層級領導人關於治理國家及處理對外關係的思維是如何演化的呢?相較於鄧小平於一九七七年七月重回全國及國際舞台──我把這個時間視為改革時期的開端──之時,中國政治制度有了什麼程度的不同?本書讓中國領導人自己來說明。

  然而,除了只是人性化中國不同尋常的發展過程之外,本書還有更廣泛的目的──它提出一幅演進的圖象,具體講出改變和持續,並儘可能地揭露在經常備感挫折的中國制度中運作的真實狀況。本書是當前中國領導人面臨的挑戰選擇性的歷史,以個案研究和個人層面的資料來說明。它以圖表和理論來界定中國已經如何改變,以及未來它對其人民及世界的挑戰是什麼。

  我在這裡所界定的「領導人」指的是在公共、私人及社會組織部門,對政策及公共討論(政治、軍事、社會、經濟及知識)等不同領域發揮相當影響力的一些人。中國領導人的範圍廣大,不只限於坐在全國權力階層頂峰那幾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改革開放時期,中國最重要的改變之一就是逐漸擴大可以合理地被視為領導人的個人之範圍和多樣性。

  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領導人如何看待中國的治理及其在全球事務的角色,有持續性、也有劇烈的改變。對於二十一世紀生活起居在中國境內,以及雖住在國外、卻又必須與中國共存的人士而言,了解這些持續性及改變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對於中國公民及外在世界的人士而言,有一個後果相當重要的持續領域,即是在十分多數的中國老百姓心目中仍有一個深鑄於心的觀念,認為國家在資訊管理方面有合法、根本及廣泛的角色;中國社會科學院一項研究發現,接受調查的中國城市居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認同互聯網應該受到管理或控制,而且將近百分之八十五的受訪者主張政府應該是管理互聯網的實體。另一方面,過去四十年有一項極大的改變,不僅是菁英、連一般老百姓也是,愈來愈承認及接受全球相互依存的概念。最大的改變是國內社會及政治制度的發展,其特徵是一個較為弱勢、較不凝聚的領導群,一個更多元化的社會和官僚,以及政府、社會及經濟界次於國家的「行動者」(actors),有更多的資源推動他們的利益。如果在缺乏下述三個條件之下,這些趨勢持續下去,不知節制的中國將給自己、鄰國及國際社會招來麻煩。這三個條件是:一、更合法、依規定的管控;二、更透明化及可問責;以及三、更多的倫理拘束。

  *歷史背景

  中國在二十世紀發生過三次革命,其中兩次發生在共產黨主政時期;第一次則是一九一一年清朝覆亡,傳統的朝代體系也因之崩頹。經歷一段漫長的過渡時期,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國內、國外動亂交加,促成一九四九年毛澤東的第二次(共產黨)革命,他運用權力的古怪方式又持續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去世為止。最後,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多年又發生第三次革命,雖然是在共產黨治下──在改革開放時期──卻比較漸進、比較不暴力。它的特色出現在鄧小平一九八六年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記者麥克‧華萊士(Mike Wallace)的一番對話之中。麥克‧華萊士說:「鄧小平的中國和毛澤東的中國不一樣。這兒正在進行新革命,至少看起來你是在試圖推動新革命。」鄧小平回答說:「你說得對。我們也說現在我們所做的,本質上就是革命。以另一個意義說,我們正在進行實驗。對我們來講,這是新鮮的事,我們必須摸索找出路。由於它是新生事務,我們肯定會犯錯。我們的方法就是不時檢討我們的經驗,一發現錯誤,立刻改正,小錯才不會變成大錯。」

  經過數十年之後,毛澤東時期的極端作法已經遠去、幾乎絕跡,而鄧小平推動的改革其影響愈來愈清晰。雖然某些人懷念毛澤東時期的人為平等和單純,對於毛之後的改革時期某些不受歡迎的結果深感不滿,也痛恨不能發生的某些變革,可是沒人支持所謂的毛主席「秩序」下的核心特色:窮困潦倒、暴力頻仍、社會經濟控制和國家功能喪失。自從一九七七年以來,中國社會已經徹底改變,除非發生接近社會全面瓦解的事,這種國家暴政的先決條件已不復存在。

  本書記載、說明和評估從毛澤東過世至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及至二?一二年秋天習近平開始掌權這段期間中國革命不斷的演進狀況。革命是一種突然、有系統的改變,涉及捨棄和推翻原本已存在的社會政治秩序。雖然它可以自上發動,也可以從下發動,革命因為群眾全民參預而獲得活力,其特徵是出現新體制和行為模式。布林敦(Crane Brinton)在《革命的解剖》(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中提到,革命經常經過初始的溫和、逐漸的放肆、全民的反應,以及有時候出現新的後續革命的周期──這說明了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的進展。

  一九四九年十月,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崛起掌權,中國進入共產黨革命階段。毛澤東變本加厲,在往後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上時間裡進行一大堆代價高昂的實驗,為我所謂的第二次共產黨革命(鄧小平本人也這麼說)預鋪設舞台。我把這場革命的起始點定在一九七七年七月,即鄧小平復出、恢復領導要職,並迅速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不過並非完全不受節制。以政治意義而言,鄧小平革命第一個戲劇性證據呈現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制訂的政策。這場會議把新時代界定為關心社會主義現代化、把農村生產制度去集中化,不久之後即又宣布美、中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此一大膽動作向外在世界劃出全新的姿勢。

  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的掌權象徵了治理體制、意識型態、領導特質、體制組織、權力分配、社會經濟基礎發生劇變,同時也得到受治者相當大比例的積極支持(至少在開頭是如此),而鄧小平在將近三十年後的崛起也象徵了同樣巨大的革命轉變。在改革開放新時代裡,許多層面出現戲劇化變化:從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政治教條到可衡量且務實的經濟和治理表現指標;從計劃經濟到相當大程度的市場導向制度;從年邁強硬派、農民和內陸革命家的統治到由年輕、更文雅、沿海、受過教育的及其他不同學術背景的人來統治;從自力更生的經濟到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定調者(pacesetter);從知識上與外在世界隔離的制度,到愈來愈資訊飽和的社會,大量送人出國留學,同時也在國內大舉擴張教育;以及從極權的政治制度到以維持中國共產黨當家執政此一有限目標的威權制度。總而言之,從中國共產黨時期第一次革命往第二次革命移動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一個積極尋求改造人類行為(與思想)的制度向主要關心維持平靜的政治現狀變化;從界定自給自足和孤立才是成功的制度,轉變為追求擴張中國在全球規模的權力和地位的制度。

  把鄧小平發起的改革形容為「革命」,還需要附加一個重要的但書。按照鄧小平的設計,中國共產黨保持對權力的壟斷,實質上不允許非共產黨競爭治理體系的高位。然而,隨著時間進展,中國共產黨的組成起了相當大的變化,變成比較能反映它所統治的社會,並且在中國最低層級(村及城市的區級)逐漸出現十分有限度的政治競爭。中國也採取一些有限度的作法試圖在中國共產黨黨內選派官員過程引進有競爭、看成績的設計,例如意向投票(straw poll)、差額選舉(候選人人數大於官職數),以及包含民眾意見的成績報告。甚且,隨著時間進展,政治菁英要爭取政治局常委及委員、中央委員,以及這些高層機構特定位置的競爭,也變得更加公開而明顯;二0一二年秋天中共十八大及次年春天全國人大召開之前的波濤詭譎即是證明。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是個活生生的例證:薄熙來在重慶任職期間「唱紅打黑」,努力爭取躋身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藉民心痛恨貪腐、希望有更安全、以國家為中心的社會安全網,以及對毛澤東時期單純的矇矓懷念,打造民眾支持基礎。二0一二年春天,他的政治地位急轉直下,一部分原因是他太太謀殺外國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以及隨後部屬認為他大勢已去、紛紛棄他而去。

  想要達成新社會與舊政治之間更和諧、可永續及平衡的經濟發展,以及增強法律與司法、管制和稽核體制的奮鬥,會在未來數十年驅動著中國政治。改革、不僅只是政治改革,就像騎腳踏車──不持續向前,就會跌倒。
 

詳細資料

  • ISBN:9789573276593
  • 叢書系列:
  • 規格:平裝 / 320頁 / 25k正 / 14.8 x 21 x 1.6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 本書分類:> >

內容連載

第七章    中國式談判

你們全都了解中國,但是你們的新領導人不了解〔指的是即將上任的雷根政府〕。他們似乎沒把中國當做主權國家看待。這代表帝國主義的遺毒。它跟不上時代。 我們應該建立兩個主權獨立國家之間的平等關係,互相尊重。把干預中國內政事務當做是他們的權利,實在荒謬。這是政治短視。他們沒有從大局看它。--副總理 兼外交部長黃華,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我們在這個五年計劃〔一九九一至九五年〕期間將有三千五百億至四千億美元的進口,因此我相信 美國會高度重視中國的潛力。比如,今年我們已經向波音公司訂製二十架飛機、也向空中巴士訂製十二架飛機。柯林頓總統說他的首要優先是復興美國經濟。如果他 錯失中國市場,不會有助於他復興經濟的努力。因此,請各位回國後代為傳遞這個訊息。--李鵬總理,談論柯林頓總統威脅不再延長最惠國關稅待遇給中國,一九 九三年四月三日,北京

〔受訪人〕:「台灣必須在這個世紀解決。我們談判陸上邊界是因為我們弱,如果將來〔我們〕強了,〔我們〕可能就不需要談判南中國海。」
〔藍普敦〕:但是你們和緬甸和越南談判,而他們是弱國,因此這代表即使中國比較強,也可以達成平等的安排。中國最近也和俄羅斯簽訂邊界協定,〔俄羅斯〕是弱的,它似乎是個平等的解決方案。
〔受訪人〕:「它們〔和俄羅斯的協定〕是在俄羅斯弱的時候簽訂的。但是向緬甸讓步,我們得了一個盟友對抗印度。我們現在不想在南中國海太強硬 ,造成他們在台灣〔問題〕上反對我們。」--中國資深學者,二00二年

今天中國的綜合國力強大得多,北京的談判資源和計謀也更加豐富,中國必須交涉的對方也遠比鄧小平在一九七七年中回到舞台時人數更多、問題也更多樣化。三 十多年前,改革時期剛開始,中國從弱勢地位談判--主要是要爭取資源推動現代化、增強安全,並進入它缺席多年的主要組織和國際體制。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 現在不僅談判以取得資源更進一步現代化、以達成小康地位,它也要部署日益增多的資源,以及保護它擴及全球的利益。
 

 

 

 

納粹時代結束十二年後,大多數公民還在納粹政權的恐怖陰影中。德國猶太無神論者、社會民主黨人、也是奧斯威辛審判的幕後納粹獵人弗里茨·鮑爾一直致力於納粹罪行的舉報。在任期間,他推動奧斯維辛集中營大屠殺的法律審判,過程中曾遭到某些力量的猛烈抵抗,最終他還是將手染平民鮮血的劊子手們送上了絞刑架。可以說,沒有鮑爾,德意志就幾乎不可能達成民族共識,走上世界上所有國家和民族永遠不可啟及的,充滿痛楚艱辛的,獨一無二的反省自身罪惡之路。 ... 法學家弗里茨·鮑爾和德國納粹的過去 弗里茲·鮑爾(Fritz Bauer,1903-1968年),德國猶太法官兼檢察官,出生於斯圖加特中產階級猶太家庭,曾在海德堡大學、慕尼黑大學和圖賓根大學主修法律學和經濟學。27歲時在斯圖加特擔任輔助法官。鮑爾在政治上很活躍,學生時代就加入了社會民主黨和共和黨法官協會,與德國國會社民黨代表庫爾特·舒馬赫(Kurt Schumacher)共同領導了斯圖加特當地社民黨政府御用的「帝國戰旗黑、紅、金」(Reichsbanner Schwarz-Rot-Gold)組織,該組織的使命是捍衛魏瑪共和國的議會民主。 ... 鮑爾的三個身份非常危險:猶太人、同性戀,社會民主黨員。納粹時期的法律禁止同性戀。鮑爾一直擔心自己會因為同性戀而遭到公開譴責和下崗。1933年5月,納粹奪取政權後不久,鮑爾與舒馬赫在斯圖加特組織罷工反對納粹的計劃取得失敗,最終被蓋世太保逮捕,關到了豪伯格(Heuberg)集中營(巴登-符騰堡州建立的首個集中營)。舒馬赫拒絕簽署效忠誓詞,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都呆在集中營里,儘管在納粹時期經受的虐待導致他左腿截肢,但命保住了,最終在戰後他成為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後來,鮑爾對舒馬赫的信念和勇氣表示由衷的欽佩。 ... 至於年輕的鮑爾被關了8個月後,被迫簽署了一份保證服從納粹統治的聲明後獲釋,同時他的公職也沒保住,因此他決定移民。1936年,鮑爾幾乎沒帶行李只帶了幾本書就逃到了丹麥,後來德國入侵丹麥之後,在德國當局的煽動下,鮑爾被丹麥警察逮捕,從營地運到哥本哈根,數月後又將其釋放。直到1943年9月15日,納粹從柏林得到消息該是時候將丹麥猶太人除掉了。得到消息後,丹麥平民,政府領導層等都設法幫助猶太人從海峽逃到中立國瑞典,鮑爾就是逃亡者中的一個幸運者。 當時猶太人藏在小船上,通常一次藏10到15人,對於一些小孩就給他們服用安眠藥和鎮靜劑防止他們哭鬧。最終在大約一個月的時間裡,大約7200名猶太人和他們的700名非猶太人親屬前往瑞典。期間也有失敗,一名通敵者背叛了一群藏在鎮上教堂閣樓里的猶太人,蓋世太保到達時,80名猶太人被捕。對於其他一些沒有即時得到被驅逐出境消息的,或者年紀太大,沒有能力尋求幫助的大約500名丹麥猶太人被驅逐到Theresienstadt貧民窟,這些人當中只有51人沒有倖免於大屠殺。 ... 在瑞典,鮑爾結識了許多傑出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者,包括由挪威逃亡而來的,後來成為德國聯邦總理的社會民主黨人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 1913 - 1992),共同投身於海外左翼的反納粹運動。他們共同創立了「社會主義論壇」。1933年希特勒上臺時,威利·勃蘭特是最早一批提出抵抗的人。在奧斯陸,勃蘭特為左翼社會主義黨SAPD建立了一個海外基地。從此,他繼續與希特勒的獨裁作鬥爭,結果德國當局在1938年取消了他的公民身份。他在挪威得到了護照,在斯德哥爾摩管理著一個新聞辦公室。在民主社會主義者的國際圈子裡,他為歐洲和世界的未來發展出謀劃策。戰後,勃蘭特從政,與長期擔任檢察官的鮑爾沒有太多實質性交集。因為政治上的需要,勃蘭特常常必須做出一些妥協,造成了他與鮑爾之間的疏遠和誤解。 流亡瑞典期間,鮑爾就提出了國家社會主義的犯罪行為如何根據法治受到懲罰的問題。1944年,他撰寫了有關戰爭罪犯的書。他撰寫了《法庭上的戰犯(War罪犯)》(1944)一書,書的內容核心包含了鮑爾在戰後時期計劃的一切。戰後聯邦共和國(西德)建立之初,鮑爾在社民黨黨魁庫爾特·舒馬赫的支持下於1949年重返德國,加入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FRG)。這次鮑爾沒有參政,而是進入了司法部門,目的是幫助年輕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建立民主法律體系,並迫切希望將納粹繩之以法。他認為,對納粹罪行的司法起訴是建立民主司法體系的基礎,這也是他法律工作的目標,他大力倡導人道刑法改革和承擔民主責任的法律制度。 ... 鮑爾最初擔任不倫瑞克地方法院的院長,後來被任命為高級地方法院的地區檢察官。1952年,鮑爾首次作為針對納粹官員的公訴人。他指責德國國防軍前少校奧托·恩斯特·雷默(Otto Ernst Remer)自1944年7月以來對克勞斯·馮·斯塔芬伯格和其他叛變分子的誹謗,審判結果是一場勝利。法院同意鮑爾的觀點,認為「第三帝國」是一個不遵守法律的政權。同年鮑爾公訴雷莫(Remer)案卻使之成為在德國戰後重新認識納粹罪行的進程中的一個重要地理節點。雷默與人共建了新納粹主義德國社會主義帝國黨,在一次右翼集會上,雷莫將 720 政變人員斥為懦弱的叛國者,被鮑爾抓住把柄,以誹謗已逝者名譽罪於1952年提起公訴。雷莫被判處四個月監禁,懲罰雖然相當溫和,但它卻促使反希特勒抵抗組織成員恢復了象徵性的地位,並將「第三帝國」定義為一個不公正的國家。 ... 把納粹劊子手艾希曼帶回以色列接受審判主角——弗里茨 鮑爾 1956年,鮑爾開始擔任德國黑森州法蘭克福市的地方檢察官,直到1968年去世。在黑森任職期間,鮑爾的工作有助於在西德建立獨立的民主司法體系,以及對納粹戰犯的起訴和刑事制度的改革,並致力於將第三帝國的餘黨繩之以法。同時,他還推動搜尋逃亡或失蹤的納粹主要罪犯,如阿道夫·艾希曼、黨衛軍SSObersturmbannführer(負責將數百萬猶太人驅逐到滅絕集中地)、以及希特勒的秘書馬丁·博爾曼(Martin Bormann)。 ... 為了追緝納粹罪犯,鮑爾全力以赴,樹敵無數,一生都面臨著敵意與死亡威脅,他尋求正義的努力得到了德國政客和法官們的冷遇;一些普通人,他們通過向鮑爾發出威脅信件來發泄憤怒,信件充滿了反猶太主義的侮辱;一些保守派則對於弗里茲的窮追猛打十分反感,認為他是「瘋狂的復仇者」,弗里茲則表示自己要的不是復仇,而是法律」要讓世人認清「奧茲維辛的體制。鮑爾不僅致力將納粹暴徒繩之以法,同時也設法了解使其犯下如此罪行的原因。期間他的行動反覆受阻,遭到破壞,但鮑爾在巨壓下始終沒有放棄。 ... 把納粹劊子手艾希曼帶回到耶路撒冷接受審批的正是德國猶太人弗里茨 鮑爾。1957年,鮑爾從居住在阿根廷的盲人猶太難民洛薩·赫爾曼(Lothar Herrmann)那裡得到消息,說納粹劊子手阿道夫·艾希曼逃到了布宜諾斯艾利斯,並以化名Otto Eckmann住在那兒。艾希曼的兒子Nikolas與赫爾曼女兒西爾維婭有牽連,Nikolas不知道女孩是猶太人,經常發表反猶太言論,吹噓他父親在戰爭期間的所作所為。Nikolas的言論再加上他偶爾使用的真實姓氏,讓赫爾曼起了疑心。赫爾曼將消息通報了法蘭克福首席國家檢察官弗里茨·鮑爾。鮑爾要求提供更多詳細信息,因此在西爾維婭的幫助下,赫爾曼提供了艾希曼的地址。 ...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的新身份證 鮑爾對戰後西德並不信任,他曾經說過"只要一離開辦公室,就感覺身處一個敵對的外國,即使一些支持者也使他心存疑慮。於是他繞過德國政府,直接將關鍵信息交給以色列情報組織摩薩德負責人Isser Harel。當然,鮑爾行為是屬於叛國。儘管如此,鮑爾堅信德國當局不會對艾希曼的審判感興趣。逮捕艾希曼後,事實證明他是對的。鮑爾向總理Adenauer 提出的引渡德國的動議被拒絕了,鮑爾不得不接受艾希曼將在以色列接受審判的事實。在鮑爾的幫助下,摩薩德特工在1960年一次代號為Dybbuk,意第緒語為邪惡,的行動中將艾希曼綁架回以色列,次年在耶路撒冷開庭公審並予以絞刑。 ...阿道夫·艾希曼阿根廷藏身之所 清算逃亡戰犯 伸張正義 除了獵捕阿道夫艾希曼,鮑爾的精力還集中在將西德奧斯威辛集中營22名納粹黨衛軍在德國首次接受審判,在這些審判中,可怕的罪行從對「災難性世界大戰」的模糊記憶中釋放出來。如果沒有鮑爾的持續參與,法蘭克福的奧斯維辛審判可能永遠不會成功。第一次審判始於1963年12月美因河畔法蘭克福,鮑爾從一名記者得到了一些部分燒焦的文件,其中包括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受害者和開槍行兇者的名字,這名記者早些時候從一名前集中營囚犯那裡得到了這些文件。鮑爾知道,這是揭露多年來仍在掩蓋過去犯罪的唯一機會。聯邦最高法院任命他和法蘭克福的黑森州法院負責審判。要找到以前的囚犯並說服他們作證是極其困難的,因為絕大多數人都住在國外。然而,經過多年的努力,檢察官成功地將來自19個國家的359名證人帶到法蘭克福,並對他們進行了訊問,其中59名證人來自波蘭。1964年,一個律師代表團還訪問了波蘭,對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現場進行考察證實了說法。 ... 在第二次奧斯維辛審判於1965年結束。四名被告被判無罪,18名被告被判有罪。其中6人被判無期徒刑;其他人要麼被判處終身監禁,要麼被判處5至14年監禁。對鮑爾來說,這只是他關注的眾多審判中的一個。從1960年代初開始,他還關注集中於針對參加1941年4月柏林會議以支持實施「安樂死」計劃的高級肇事者和納粹律師進行調查和刑事訴訟,但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針對這一類案件只有少數案件的被告被判有罪,這也是由於德國司法不同意鮑爾的法律解釋和論證。儘管鮑爾堅持認為殺人是有許多參與者的有計劃的行動,但法官們更傾向於只考慮被告的個人責任。前一體系的殘餘和法院的遲緩是鮑爾通常無法克服的障礙。鮑爾以更好地理解納粹犯罪並在戰後民主社會中進行處理。他的呼籲激發了一些欣賞納粹犯罪態度變化的作家的想法。 如果說今天的德國在公開審視和討論其犯罪歷史方面堪稱典範,那麼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鮑爾在前進道路上的堅持不懈——而這在當時幾乎沒有得到讚賞。大屠殺發生十五年後,有112位證人作證,對於許多人來說,這是第一次聽到關於大屠殺倖存者所發生事情的第一手資料。 ... 除此之外,鮑爾還積極參與戰後為納粹政權受害者爭取正義和賠償的努力。1968年,鮑爾與德國記者格哈德·斯澤斯尼(Gerhard Szczesny)合作,創立了人權組織「人道主義聯盟」(Humanist Union)。就在這一年,鮑爾在法蘭克福去世,享年64歲。他淹死在浴缸中,對於死亡原因的調查中顯示是因服用了酒精和安眠藥引起了心臟病發作,他的死亡引發了許多猜測。而對於參與「安樂死」謀殺的納粹領導者的訴訟也隨之終止了。 1970年12月7日,在鮑爾去世的兩年後,德國終於向納粹第一位獵人弗里茨·鮑爾致敬。成為聯邦總理的勃蘭特在華沙「隔都」(Ghetto)猶太人起義紀念碑前肅然下跪,並為在納粹德國侵略期間的死難者默哀,這一舉令德國及世界各國深感意外。勃蘭特的「華沙之跪」,代表德意志民族向世界謝罪,勃蘭特這一改變世界的下跪也可以看作是對戰友的緬懷,對鮑爾獨自奮鬥一生而開創的事業的認同與感激。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於1971年被授予了諾貝爾和平獎。 ... 總結 鮑爾是民主社會的救世主,為人類尊嚴進行鬥爭的英雄。但在1968年鮑爾去世後的數十年中,鮑爾一直仍然是一個不被承認、被遺忘的英雄,正值最後一位仍然活著的奧斯威辛集中營老兵第一次受到審判時,這位德國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納粹獵人鮑爾才被重新發現。1995年創立了弗里茨鮑爾研究所,這是一個致力於民權的非盈利組織,出版一系列專題期刊,組織研討會,儲存關於弗里茨·鮑爾和德國歷史和大屠殺的文獻。後來人們組織了幾場紀念他的展覽,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和法庭,出版了兩本關於他生平的傳記,拍攝電影、紀錄片。

 

 

 

 

 

文章來源取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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